2020年5月杨某经人介绍在董某承包的工地上施工，项目完工后，杨某通过微信多次催要施工款未果，遂诉至法院，本院经鉴定依法判决董某支付工程款4万余元。判决生效后董某未履行金钱给付义务，杨某于2023年4月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。

执行过程中，本院对董某名下财产进行查控，只查得被执行人名下有坐落于扬州市某村的不动产，本院已查封，因该房屋性质为宅基地上不动产，无处置价值，其他未发现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。董某名下亦无实名认证电话，无法与其取得联系。

为尽快兑现杨某的裁判权益，承办人谢海飞仔细查阅关联案件，通过多方询问得知，董某近年来一直在外务工，因躲避催债故将其名下手机号码全部注销，但董某定期会回其户籍地探望亲友。

得知这一消息后，承办人谢海飞立即着手与董某户籍地村委取得联系，于2023年7月向属地村委发送《关于督促被执行人履行的函以及相关告知书》，一是告知村委董某名下宅基地房屋已被查封，二是请村委协助督促董某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。今年9月董某回乡，村委负责同志向其送达文书并做思想工作，后董某根据通知书上载明的法院联系方式主动与承办法官联系，最终与杨某达成分期付款的执行和解协议。承办法官根据董某请求向村委发送结案通知书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》第九条规定：村民委员会应当宣传宪法、法律、法规和国家的政策，教育和推动村民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。由此可见，村民委员会推动村民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系其法定职责。

“法院+村委会”联动执行模式在“乡土中国”具备其特定的优越性。乡村社区的差序格局决定了人际交往往依赖于熟人圈层，一旦某人出现信用危机，那么他在乡土这个熟人圈内就难以生存。本案承办法官准确把握了董某常常回乡看望亲友这一信息，请属地村委协助送达并督促村民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，使得一起“即将终本”的案件顺利结案。

法院“执行难”最难的莫过于寻人找物。一方面，执行法官应当树立“能动执行”理念，抓住案件办理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，在法律框架内寻找突破口，破解执行僵局，保障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。另一方面，要主动融入党委政府主导的基层治理大格局，善用、巧用“协助执行通知书”，强化府院协作，发挥基层自治组织在推动法治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