处理劳动争议案件，往往会面对一些诉讼能力显著低下的当事人。一方面，他们往往只有口头的义愤填膺，另一方面，这种强烈的情绪又直击我的心灵。

老张踏进法庭，一个人坐在原告席上，断断续续地陈述他几十年在公司如何兢兢业业地工作，如何为生计也为公司拼命加班，如今公司解聘，却分毫补偿不付。到提交证据环节，老张从他的布兜里掏出一叠陈旧的纸张，上面是他自己密密麻麻记载的加班时间，对此公司矢口否认，理由简单，系其自行制作，不具有证明效力，并辩称因老杜已达到退休年龄，不存在所谓经济补偿金。一直默默的老杜突然情绪激动起来，开始大声指责老板忘恩负义，剥削员工。我试图平复老张的情绪，话说了几遍才发现他的耳朵其实听不太清，尤其当他沉浸在自己的情绪中时更加听不到周围的声音。一场质证下来，我的嗓子开始冒烟。

庭后组织调解，结果双方调解方案天差地别，无法靠拢。老张坚持诉请，车轱辘话一遍又一遍，却多数是指责和怨气，对案件进展毫无帮助。单从证据角度，案件其实不难决断。但我也问自己，真的止步于此吗……我希望尽可能地了解案件事实，也希望尽全力触及当事人真实的内心，站在这样的基础上去作出判断，去真正地解开矛盾。

我决定再找老张谈谈。拨通电话，电话那头的他始终放不下对公司和老板的怨言，一遍遍向我诉说在公司曾经历过的辛酸。电话这头，我沉下耐心听完他的诉苦，告知他为保障弱势群体诉讼权益，法院可以联系区司法局为其申请法律援助。老张闻言非常激动，一个劲地说着感谢的话。

当老张再次来到法院，已近年关。有了法援律师坐在旁边，老张的情绪明显稳定了许多。虽然还是诉说老板的不是，但是在我们扯着嗓子向其一遍遍释明后，这次他明确了自己真正的诉求。他说他想要回老家了，家里八十老母生病没人没钱照料，但他连购买回程的车票都很困难，希望公司在年前可以支付一定款项，这样他可以回家。原来诉求如此简单，竟是一张回程的车票。最终，案件以调解结案。之后，老张打来电话，他说，“感谢法官为我的案件操心，这么多次和我沟通，还为我请律师，我相信法院”。

翻阅案件材料无法说服自己时，也许耐心的沟通和真诚的态度可以打开心结。这是老张案教会我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