家庭暴力，又被称为“亲密的伤害”。与普通民事案件相比，涉家暴婚姻案件有其特殊性，它的矛盾更为突出，双方当事人情绪更易激化，传统经验知识难以适应此类案件审理。 

　　我们作为法官，应如何在制暴止暴、保护当事人人身安全的基础上，通过诉讼调解，从根本上化解纠纷、促进和谐呢？结合十余年相关审判经验，我总结出以下四项经验，与大家作个简单分享。 

　　提供“创可贴”式心理疏导 

　　审理涉家暴婚姻案件调解的法官，要摈弃先入为主的思想，学会倾听，找准施暴方、受害方心理。 

　　暴力行为是一种后天习得行为，对施暴方而言，本身就存在一定心理问题。因此，对家庭暴力的心理干预首先应针对施暴者进行，可在诉讼过程中引入心理疏导机制，帮助施暴方矫治心理问题，以更好地与他人相处。对受害方而言，家庭暴力给他们带来的身心伤害无疑是巨大的，我们当与其建立良好友谊，争取信任。通过心理疏导，法官可与双方当事人建立初步信任，为后续调解工作作好铺垫。 

　　组织双方“背对背”调解 

　　涉家暴婚姻案件当事人双方大多存在不平等互动模式，施暴方在日常生活中早就控制了双方间话语权，案件调解时也往往会表现出控制欲。若面对面调解，受害方可能会因施暴方的暴力威慑难以主张权利。要打破这种不平等的互动模式，法官可采取“背对背”调解模式，将双方当事人先安排在两个房间，扩大当事人的空间距离，了解双方真实意愿，以确保调解协议真实性，避免出现反悔或暴力行为。 

　　法官“双流程”干预以法助人 

　　首先是在调解过程中干预，法官需行使释明权。鉴于施暴方对受害方在身体、精神、经济方面的一贯威胁或控制，受害方在调解中难免存在畏惧心理，很可能被迫放弃某些权益（如财产、子女抚养权）以换取彻底摆脱。法官在调解中应适度干预，审查合意的真实性、自愿性，主动向受害方行使释明权，告知其可享有的权益，对受害方因胁迫达成的调解协议认定无效。 

　　其次是在调解内容上干预，法官需行使建议权。在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的诉讼调解中，更应注重调解协议的人性化、理性化、可执行程度。如在财产分割、未成年子女的抚养与探视、调解内容的执行方面，法官可以行使建议权，鼓励征求心理医生、会计师、评估师等专业人士意见。如果说法官适度干预、主动释明是对受害方利益保护的倾斜，那么在合理性审查中，法官应对第三方权益、社会稳定等的理性角度加以关注，由合法性审查向合理性审查推进。 

　　整合多方资源参与调解 

　　对待家庭暴力，关注的目光不应仅限于法律惩处手段，诉讼调解也需要社会各界力量的支持，如当事人单位、妇联、社区居委、人民调解等。 

　　笔者在处理某个案时深有体会，双方仅有一间二三十平米的公租房，房屋使用权如何分割？判给受害方，在执行及今后居住中难免存在暴力延续的可能。为此，笔者邀请居委会主任参与调解，由社区帮助一方申请廉租房，补贴一定的困难补助，合情合理地解决了实际执行问题。又如调解和好的涉家庭暴力案件，可建立包括就诊记录、援助记录等内容在内的家庭暴力档案，以帮助受害方在遭遇救济不利时作为证据使用。对情节严重的，还可将档案内容抄送施暴方单位，以形成单位监督，鼓励单位建立联动机制。 

　　“案结事了、止暴新生”不仅体现了施暴方、受害方面对社会、开始全新生活的积极意愿，更是法院处理涉及家庭暴力案件的终极目标。